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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會對教育造成多大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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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會對教育造成多大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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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2018/01/25 19:51
【摘要】:
“在場為人父母的,有多少人認為,現如今孩子可以完全不學習編程?”  面對嘉賓突如其來的提問,全場上百位與會者,只有一位父親“勇敢”地舉起了手。這位父親還被調侃道:“未來您家孩子可能會成為一名經理人。”  這個頗有意味的一幕發生在卡達爾舉行的2017年世界教育創新峰會上,峰會兩年舉辦一次,其間發布被稱為“教育界諾貝爾獎”的WISE教育獎,以及有關教育創新的最新方法和案例。今年,來自全球的“取經者”紛

  “在場為人父母的,有多少人認為,現如今孩子可以完全不學習編程?”
  面對嘉賓突如其來的提問,全場上百位與會者,只有一位父親“勇敢”地舉起了手。這位父親還被調侃道:“未來您家孩子可能會成為一名經理人。”
  這個頗有意味的一幕發生在卡達爾舉行的2017年世界教育創新峰會上,峰會兩年舉辦一次,其間發布被稱為“教育界諾貝爾獎”的WISE教育獎,以及有關教育創新的最新方法和案例。今年,來自全球的“取經者”紛紛將目光聚焦到了人工智能。
  或是多次人機圍棋大戰以來,機器一路勝出的緣故,“人工智能”似乎成了當下只要開大會就必談及的詞語。而人類中最在意靈魂和精神建設的群體——教育工作者,對于這個新技術逼近的現實,更是顯得有些焦慮,摩拳擦掌、絞盡腦汁準備應對之策——
  人工智能究竟會對教育造成多大的顛覆,教師是否會被人工智能替代,孩子的個性化教育能否借人工智能之勢實現,而對于農村落后地區,新技術帶去的是更大的數字鴻溝還是逆襲機遇……
  新技術對教育的顛覆遠超科幻小說的想象?
  國際科幻界最高獎雨果獎獲得者郝景芳也受邀來參加這次峰會,不過她更多是以童行計劃發起人的身份來和與會者交流。后者是一個面向未來的公益型教育計劃,之所以說是面向未來,就在于郝景芳希望在計劃中注入更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元素。
  在自己的科幻作品里,郝景芳時常寫人工智能與人類對抗故事,“通常情況下,人工智能一上來就不懷好意,磨刀霍霍,分分鐘準備取代人類,成為地球的主宰者,那是小說需要沖突感,對抗感”。
  而面對現實世界,郝景芳的選擇是相信技術,依賴技術。她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我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前景的預判,遠比自己在小說里所體現的態度樂觀得多!”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個性化教育上。
  郝景芳說,人工智能未來完全有能力“協助”甚至“取代”教育工作者的部分工作。基于認知體系,人工智能可以給孩子以“千人千面”的教育內容。
  她舉了一個場景的例子:一個“吃”了很多優秀教案、教研產品、學生培養規律數據的人工智能,在最初和孩子“接觸”時,就埋下一個個性化評測的伏筆,摸清楚孩子在某個領域的知識水平,“對話”結束后即可拿出一份智能推送,給孩子以及孩子家長一個判斷的依據——哪些知識已經掌握,哪些還需要學。當然,在之后的學習過程中,還可以有教學可視化等手段。
  可以設想用人工智能來教授知識。不過,這個過程,絕不是簡單地把一個飽含豐富知識的芯片直接插入人腦的過程;其應用場景,也并不等同于每個孩子“手里捧個智能手機”那么簡單。其重點是,讓老師或家長了解每個學生的情況,并且找到適合不同學生的學習內容。
  在峰會上與郝景芳對話時,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約格·德萊格提出一個觀點,即基于人工智能的個性化學習,其真正的核心,是給老師省下時間去關注“真正重要的東西”——老師除了要“教知識”,更需要“教孩子”。
  這一點,“互聯網教育獨角獸”滬江創始人兼CEO伏彩瑞也頗有感觸,他在峰會上就提出,人工智能只是把教學過程中那些長期以來被視為“負擔的東西”“那些不必要的大部頭”徹底解放掉,總結下來就是“效率”兩個字。
  省下的時間做什么?和孩子交流,讓學生認知自我、更好地發展自我。關于愛、感情,這些才是人類能守住的東西。
  看看當下的課堂,有時人們會驚奇地發現,教師可能需要把80%的時間花在傳遞標準化知識上,而只有20%的時間,真正用在關注孩子。伏彩瑞說,時間分配顛倒過來,似乎更為合理。畢竟,“教育的本質不是簡單的知識傳遞”。
  教授人類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能力 人工智能行嗎?
  這就涉及另一個問題:未來真人教師是否會被人工智能全部替代?這也是峰會上,與會者討論最多的問題。
  約格·德萊格認為,有了之前的討論,真人教師依然會是未來課堂的中心,“我們是使用技術這個工具給老師賦力,而不是奪走他們的權利”。
  事實上,還有很多東西是人工智能所教不了的。作為此次峰會最受矚目的大獎——WISE教育獎最終授予了加納阿社思大學創始人帕特里克·奧瓦,由他所創立和管理的阿社思大學作為一所私立的非營利教育機構,在短短十幾年間就成了加納首屈一指的大學。
  這個獎項的背后有一個令人震撼的故事。1985年,帕特里克·奧瓦帶著口袋里的50美元和美國賓夕法尼亞斯沃斯莫爾學院的全額獎學金離開加納,前往美國。在接下來的4年里,帕特里克·奧瓦通過斯沃斯莫爾學院的人文科學教育感受到了“批判性思維”的力量——這與他之前在非洲所接受的教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畢業后,帕特里克·奧瓦加入微軟公司,并成功地設計了撥號連接互聯網的方案。但帕特里克·奧瓦還是決定回到加納,計劃成立一家軟件公司。但是,他四顧茫然:不僅沒有合適的技術性人才,也沒有符合道德領導力的人才。
  帕特里克·奧瓦返回學校,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如何創辦一所能培養人的領導力和正直品格的大學。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帕特里克·奧瓦說:“我決定在加納創建一所新的大學,不是因為加納缺少大學,而是因為這里缺少能教授21世紀所需技能的大學。加納的現有大學過分強調死記硬背,忽略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忽視道德倫理或協作精神。”
  而道德、批判性思維、獨立思考等這些人類所引以為傲的品質,似乎都是人工智能沒法教授的。它們自己“學會”,恐怕還要假以時日。
  如今,這所俯瞰著加納首都阿克拉市的大學已經擴展到了607畝,并擁有近900名學生。值得一提的是,阿社思大學還于2008年建立了一套學生榮譽守則體系,要求學生保證他們的行為將符合道德水準——這在非洲大學中還是首例。
  新技術帶給農村是更大的數字鴻溝還是機遇
  對于農村落后地區,新技術能否帶來教育上的逆襲機遇,成了人們對人工智能眼下的最大期待。
  郝景芳對此比較樂觀,她說,新技術本身的出現,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填補“數字鴻溝”。她到農村支教發現,孩子們一雙雙大眼睛盯著村里的老師:“老師,為啥太陽那么亮?”
  要求村里的老師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并深入淺出地講一些天體物理的知識,在郝景芳看來是不現實的。事實上,這些老師也沒能回答上來。而郝景芳帶去的新媒體課件,則讓孩子們清楚了“前因后果”。
  “這就是新技術的力量,盡管這只是很低級的形式,但面對偌大的農村需求,依然顯得非常匱乏。”她說。
  當然,這需要一個前提,即要有人把這些最新技術成果“搬”到農村,讓農村落后地區的孩子真正享受到技術的紅利,不然“數字鴻溝”還是會越來越大。
  在接受采訪時,郝景芳反復提到一個案例,即“互+”計劃——一邊連接成千上萬的鄉村學校,而另一邊則是各個城市甚至全球的教育名師,他們利用自己的閑暇時間,足不出戶,通過一個互聯網軟件平臺給那些山區的孩子上課,帶去音樂、美術、科學、外教口語等課程資源。
  在過去兩年,這個互聯網計劃已經連接了13個省3000多所中學,有將近100多萬的鄉村學生受益。而這個計劃的發起者就是伏彩瑞。
  伏彩瑞也因此成為此次峰會創新項目唯一來自中國的評委。峰會上,他還受邀向與會者分享他在教育公平、促進農村教育方面的實踐。
  演講結束后,峰會現場來自西班牙、加納、剛果等國的嘉賓紛紛找到伏彩瑞,向他表達合作意向,期待“互+模式”能夠輸出海外。
  事實上,不管是支教,還是直播技術都早已不新鮮,但“互+”計劃:
智慧黑板智能黑板納米黑板互動黑板觸控黑板觸摸黑板電子黑板卻將這兩件事聯系在一起,而這,在郝景芳看來就是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一種“落地”。
  正如約格·德萊格所說,教育問題的關鍵似乎從來都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技術如何使用,以及其背后的資源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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